魏源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又撰写了《道光洋艘征抚记》上下篇。这一长文，详细记载了鸦片战争的经过和《南京条约》签订前后的清朝政治和中外关系，记事起于道光十八年（1838）四月黄爵滋奏言鸦片输入之害，迄于咸丰元年（1851）“特诏奖雪林则徐及姚莹、达阿洪之尽心竭力于边，斥耆英畏葸骄敌之罪，中外翕然钦颂”。它阐述了当时有识之士于英人鸦片贸易对中国危害的认识，伸张了禁烟之举的正义性，揭露了鸦片战争中道光皇帝的昏聩和琦善、耆英的无能、误国，肯定了林则徐、邓廷桢等主战派的主张和措施并为其所蒙之冤辩诬；它歌颂了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阐述了作者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认识，是关于鸦片战争的一篇信史。作者在本文末了论道，“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乃是“富国强兵”的关键之举。又指出：“时乎时乎，惟太上能先时，惟智者能不失时；又其次者，过时而悔，悔而能改，亦可补过于来时。”[22]这是他希望朝廷能从这次事变中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此文流传甚广，名称亦多，它同稍后夏燮所撰《中西纪事》一书，在当时都有广泛的社会影响。
从《圣武记》的撰述到《道光洋艘征抚记》的撰述，尽管时间上相距很近，但作者的确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即后者把“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作为“富国强兵”的重要问题提了出来。作者的这个思想，在其所撰《海国图志》一书中，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