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充分反思之后，《走出审美城》又进行了合乎逻辑的知识建构，也可分述为二。一是提出了走出审美城的知识理论与价值判断。所谓“走出审美城”，“并不意味着否认文学的审美意义和价值，而是要求突破在‘二元对立’基础上建立的孤立封闭的审美王国，使文学回归文化的‘大海’，从而使文学理论能够在一个宽广的视野里‘全景式’地把握文学”[7]。二是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文学理论学科化设想。诸如让文学作为一种艺术，让文学作为一种文化，让文学理论作为一个学科；诸如消解美学与社会学的对峙，发挥文化研究的潜力，建设多元性、实践性、当代性的文学理论等。这些都可谓具有创新性与建设性的策略。事实证明，在后来的文学理论发展中，这些知识已然成了显学。
《80年代中国文艺学主流话语的反思》更为自觉彻底地对20个世纪80年代中国美学文艺学主流话语进行了反思，其工作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
一方面，是对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知识进行了较为精确而集约的解读，并以此建构了与美学文艺学学科反思相关而有效的知识视阈，得出了较为可行的与反思相关的程序性知识。陶东风认为反思主要是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活动前提条件下的反思：“反思不是满足于罗列在什么时候生产出了什么知识、它们的逻辑关系如何；而是追问这些知识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在什么条件下被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生产出来。”[8]为此，反思一般从以下两点着眼：一是反思某一知识的理论逻辑，也就是某一知识是如何生产出来的；二是反思某一知识的历史语境，也就是某一知识是在什么条件下出于什么目的生产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