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落之世，交通不便，人民亦蒙昧而寡欲。诸部落之间，殆彼此无甚关系。《老子》曰：“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所追想者，即此等境界也。如是者，盖不知其若干年。
世运渐进，人智日开，嗜欲日多，交通益便。往来既数，争夺遂萌。乃有以一部落而兼并他部落，慑服他部落者。乃渐入于封建之世。
封建之道，盖有三端：慑服他部，责令服从，一也。替其酋长，改树我之同姓、外戚、功臣、故旧，二也。开辟荒地，使同姓、外戚、功臣、故旧移殖焉，三也。由前二说，盖出于部落之互相吞并。由后之说，则出于一部落之向外拓殖者也。一部落之拓殖于外者，于其故主，固有君臣之分；异部落之见慑服者，对其上国，亦有主从之别；此天子诸侯尊卑之所由殊，而元后群后之所以异也。自彼此无关系之部落，进而为有关系之天子诸侯，则自分立进于统一之第一步也。
封建之地，盖古小而后世大。封建之国，则古多而后世少。此足征诸国吞并之益烈，拓殖之益盛。封建之渐进于郡县，实由此也。曷言乎封建之地，古大而后世小也。《王制》说五等之封曰：“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白虎通》以此为周制（《孟子·万章篇》答北宫锜之问同）。引《含文嘉》，谓殷爵三等（合子男从伯。或曰：合从子，贵中也。地三等不变。《含文嘉》又谓夏制亦三等，见《王制·疏》）。《春秋·繁露》又分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周官·大司徒》则谓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诸侯四百里，诸伯三百里，诸子二百里，诸男一百里。封地之大小互异，为今古文家聚讼之端。其实皆设法之辞，无足深辩（设法二字，见《礼记》、《周官》郑《注》，谓假设平正之例以示人。《汉书·食货志》论井田，终之曰：“此谓平土可以为法者也。”亦此义。近人误以古书所云，系述当时实事，遂疑其不足信，非也）。然设法之辞，何以如此？亦必有其所以然。我盖观于古书言诸国之里数，而知古代列国渐次扩大之迹，及设法之说之所由来也。《易·讼卦》，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疏》谓：“此小国下大夫之制。《周礼·小司徒》，方十里为成，九百夫之地。沟渠，城郭，道路，三分去一，余六百夫。又以不易、一易、再易，定受田三百家。”此盖封地之最小者。《左氏》所谓夏少康“有田一成”者也。其制之存于春秋时者，则《论语》谓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是也。此等小国寡民，在古代盖曾以之建侯。故《吕览》谓王者封建，“海上有十里之诸侯。”至春秋之世，则但以为下大夫之食邑而已。此封地之最小而最古者也。进一步，则为今文家所言之制。秦汉时之县，多古国名。盖沿自春秋战国之世，灭国而以为县也。县大率方百里，与今文家所言公侯之地合。《孟子》谓“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亦与附庸之地合。知古确有此等国，非虚构也。更进一步，则为《周官》所言之数。郑玄糅杂今古，谓周公扩大土宇，增益诸侯之封，以牵合《王制》、《周官》，其说盖不足信（郑氏所以为此说者，盖欲将今古文所言服之里数，封建之国数，牵合为一故也。《禹贡》：“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旧有三说：《今尚书》欧阳、夏侯说，谓中国方五千里。史迁同。一也。《古尚书》说：谓五服旁五千里，相距万里。二也。贾逵、马融，谓甸服之外，百里至五百里米，特有此数。其侯、绥、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为方六千里。三也。如《古尚书》说，则与《周官·职方》，方千里曰王畿，其外侯、甸、男、采、卫、蛮、夷、镇、藩九服，服各五百里者相合。《王制》：“凡四海之内九州岛。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国。天子之县内，方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国。九州岛，千七百七十三国。”大界方三千里，三三而九，为方千里者九。《周官·职方氏》，“凡邦国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则四公，方四百里则六侯，方三百里则七伯，方二百里则二十五子，方百里则百男”，七百当作十一伯。如此说亦欲封至二百一十国，则必九州岛大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为方千里四十有九。其一为畿内，余四十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乃能容之。若大界方七千里，而封国之数与《王制》同，则可得万国。郑氏乃谓黄帝之时，中国疆域，本有万里。尧遭洪水，仅方五千里。分为五服，服各五百里。禹平水土，复各以五百里弼之。书所谓弼成五服是也。故其时封国之数有万，《左氏》谓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是也。夏衰，夷狄内侵，诸侯相并，土地减，国数少。殷汤承之，更制中国方三千里之界。亦分为九州岛，而建千七百七十三国，则《王制》所言是也。周公复唐虞之旧域，分其五服为九。其要服之内，亦方七千里。因殷诸侯之数，广其土，增其爵，则《周官》所言是也。将今古异说，悉贯串为一。说非不巧，然终嫌附会耳。以上所引之说，见《禹贡》、《王制》、《周官》及《诗·商颂正义》）。然周代诸国疆域，确有与《周官》所言相近者。《明堂位》谓成王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谓周封伯禽、康叔于鲁、卫，地各四百里，太公于齐，兼五侯。孟子告慎子，谓鲁方百里者五（《告子》）。《管子·轻重甲篇》，“管子问于桓公曰：敢问齐方几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是也。按：古书言封建，与《王制》合者，十之九而强；与《周官》合者，十不得一。谓周封齐、鲁、卫方四五百里，或七百里，盖亦不足信之辞。所以有此说者，则因后来诸国疆域廓张，数典忘祖，遂以是为初封时事也。东周诸国之地，又有较《周官》所言为大者。子产谓“大国地多数圻”（《左》襄三十五年）。《孟子》谓“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梁惠王》下）”是也。亦可谓周初所封乎！盖吞并及拓殖，为封建之所由兴。封建既兴，二者仍进行不已。其进行之速率，虽诸国不等，亦有大致可求。最古之世，盖不过一成之地。其后渐进至百里。又渐进至五百里。其情势特异者，则又开拓至千里或数千里焉。此为古代事实。《王制》、《周官》等书，皆古人虚拟之制，欲见诸施行者。虚拟之制，必切时势以立言。今文家源出孔子，欲复周初之制，故主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封。《周官》为战国时书，根据春秋以来诸国封域，故增大至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也。虚拟之辞，虽不容径认为事实，正可由此窥见事实之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