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不难看出，1922年开始的“革命文学”历程，其价值取向与五四“文学革命”相较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尽管它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受当时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左倾路线的掣肘，它无可置疑地带有极左色彩：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机械地理解唯物论和唯物史观，用想当然的绝对化的思维方式取代辩证法，混淆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不仅将资产阶级当作革命对象，而且将知识分子当作“小资产阶级”进行革命，从而把人道主义、自我表现、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艺术自律等都当作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加以批判，于是将五四新文学视为资产阶级文学予以否定，不适当地展开了对鲁迅等人的思想斗争，乃至对革命队伍之外的不同文艺观点无限上纲上线，实行唯我独尊的关门主义，纵容和鼓励标语口号化和公式化等。
祁志祥：《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价值转向》，载《云南大学学报》，2009（2）。
泛读作品
茅盾：《从牯岭到东京》
鲁迅：《文艺与革命》
梁实秋：《文学与革命》
周起应：《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