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过五台山、太行山、吕梁山。八路军对作家可热情了，只要你想看的地方，都让你看。这次我去八路军的总部，朱总司令亲自对我讲了他的战斗经历。”
“这真是难得的机会。”
刘白羽严肃而正经地对我说：“这是毛主席提倡的。希望作家和工农兵相结合，深入敌后抗日根据地，写出能够鼓舞人心的好作品。现在延安文艺工作团已经组织了两批。第一批有我和金肇野，第二批有雷加，第三批报名的有卞之琳、吴伯箫、韩冰野、朱野蕻。如果你愿意去，你就是第三批的团员。”
我报名参加了第三批延安文艺工作团，只带了一些随身用的东西就出发了。
1938年初冬，霜降刚过，第三批延安文艺工作团出发了。一行共是两辆敞篷大汽车。朱总司令和警卫员乘坐第一辆车，我们延安文艺工作团和地方干部乘坐另一辆汽车。当时，由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封锁政策，沿路设了十几道关卡，有许多去延安的革命青年被国民党的特务抓走，关进了集中营。所以我们此行也非常小心，在西安七贤庄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朱总司令住在哪个房间，都很少有人知道。因为就在半年以前，八路军总部的高级参议宣侠父同志外出办事，被国民党特务抓走杀害了。
清晨，我们又出发了。黎明前下了一场薄雾，笼罩着远处的华山的山峰，岩石峥嵘，残叶飘零，西北风吹着茅草，有一种寒凉之意。我们汽车来到了华阴县，华阴城古老的街道上显得冷冷清清，商铺关了门，一家的屋檐下挂着罗圈幌子，在寒风里摇摇摆摆。一个小贩挑着红薯担子，吆喝了两声，正好停在第一辆汽车跟前。这工夫，从这辆汽车上下来一位警卫员，他背着驳壳枪，穿着灰军大衣，来到担子跟前，买了一根红薯。他把红薯掰成了两半，一半留给自己，一半送给身边一位憨厚慈祥的半百老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