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化派的胡适，提出中国应当学习西方，追赶西方，以尽快实现现代化。胡适认为，中国未来必定应当而且可以实现“科学化和民治化”[239]。西洋文明能够解放人的心灵，改造物质环境，改造社会政治制度，满足人类精神需求，是理想主义的，是优秀的精神文明。[240]可见，整理“国故”，推崇“国粹”，学习西方优秀文化，用西洋“优秀的精神文明”批判“国渣”，并非势不两立，而是可以相辅相成。
极力反对国学的陈独秀，继梁启超1902年的新民说之后，于1915年提出了“新青年”所应具备的特质：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241]这种思想，显然是具有明确现代意识的人学思想。一般认为，胡适和陈独秀在当时都是西化思潮的重要代表。但同样属于西化思潮阵营，胡适和陈独秀对于国学的态度大异其趣。前者认同国学，认为中西文化可以相通；后者否定国学，认为中西文化截然相反。但是，在中国一定要而且必然能实现现代化方面，在中国文化的未来前景方面，二者的认识却又殊途同归。真正意义的全盘西化论者陈序经，曾经批评胡适和陈独秀的西化论并不彻底。他指责说：“胡先生所说的西化，不外是部分的西化，非全盘的西化。”[242]应当说，陈序经对胡适的批评是中肯的。胡适早在1919年，就明确提出“研究学问，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243]的主张，这个主张背后所隐含的价值取向，实际上就是学习西方，整理国学，构建中国新文化，已经是中西结合、继承传统而又超越传统的现代学术思路，是在文化现代化方面的创造性思路。从胡适后来的学术发展和社会实践来看，他是恪守了这样一种现代学术观的。因此，胡适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盘西化者。陈序经还批评陈独秀的西化论：“陈先生所要的西化不外是民主主义和科学；除此之外，别没所要，则陈先生所要的西化，恐怕非全部的西化。……积极地主张接受全盘西化的工夫，陈先生还做不到。陈先生的在中国思想上能别开一个纪元，却在他根本地否认中国一切的孔教化，并非主张全盘西化。”[244]可见，即使当年西化如胡适陈独秀者，实际上不可能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盘否定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