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希腊哲学家还说哲人在法拉利斯的铜牛中快乐无比；有些象卡尼阿提兹那样的学派〔新学院派〕同时站在正反两面作辩护；有些象亚纳西台漠斯那样的学派〔怀疑派〕，认为没有一个命题比反命题更真实。在古代传给我们的遗产中，似是而非的和怪僻的议论比任何时代为多。他们的机智要不在谬误方面和真理方面齐头并进，就会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
这一类的聪明从推理转移到文学方面，便形成所谓“阿提卡”趣味：讲究细微的差别，轻松的风趣，不着痕迹的讥讽，朴素的风格，流畅的议论，典雅的证据。相传阿培利去拜访普罗托哲尼斯，不愿留下姓名，拿笔在盘中画了一条又细又曲折的线。普罗托哲尼斯回家看了，说那必是阿培利，便在图旁画了一条更细更活泼的线，叫人下次拿给客人看。阿培利第二次来，看到人家画得更好，心下惭恨，便画了第三条更精炼的线，把原有的两个轮廓一分为二。普罗托哲尼斯看了说：“我输了，我要去拥抱我的老师。”――这个传说可以使我们对希腊的民族精神约略有个观念。他们就是用这种游丝一般的线条勾勒事物的轮廓，就是凭着这种天生的巧妙，精密，灵敏，在观念世界中漫游，目的是要把许多观念加以区别，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