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报告》对自由教育的目的进行了明确界定，认为自由教育的目的是训练和武装(学生的)头脑，扩大头脑的能力和给头脑储存知识，并为古典课程适合于自由教育的目的进行辩护。以杰莱米·戴校长为首的委员会反对对课程进行削减，反对课程更加强调实用性，反对取消“死语言”的学习，反对耶鲁学院模仿欧洲大学的模式。戴校长认为，大学毕业才仅仅是一个人教育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大学教育仅仅是打下了一个基础。
《耶鲁报告》标志着一个真正的转折点。自1828年以后，耶鲁每一位新校长上任都会重申自由教育的理念，在耶鲁历史上每一个重大变化的关头，都会挺身而出，坚定地捍卫自由教育。
19世纪70年代，在哈佛大力推进选修课进而威胁到自由教育时，波特校长著文指出，学院的职责是培养最高的智力和成就，在学院中“两个原则不容置疑：高等教育的目标应该是智力培养而非知识获取，应该尊重长远利益而非眼前的结果”。
他反对学生自由选课，认为许多学生还不成熟，不能在学习上作出自己的选择。1941年，就在美国即将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时，西摩尔校长在年度报告中还不忘强调自由教育的重要性，他指出，必须保护自由科目“否则的话将不会有助于我们打赢这场战争，因为我们会失去对于国家灵魂不可或缺的价值”。
